[自主创新高端访谈]四问创新

尹卫东

　　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国家高技术产业示范工程项目负责人，曾潜心研究甲型肝炎病毒20年，是甲型肝炎灭活疫苗的技术发明人；国家“十五”“863计划”重大项目“SARS灭活疫苗研制”负责人；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人用禽流感疫苗研制”负责人。研制出中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和国内第一支、全球第二支甲型乙型肝炎联合疫苗；研制出全球第一个完成Ⅰ期临床研究的SARS疫苗；研制出世界第一支甲型H1N1流感疫苗。 

　　德勤2008年、2009年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福布斯2009年、2010年中国潜力企业200强。从名不见经传到研制出全球第一支甲型H1N1流感疫苗，北京科兴只用了9年。

　　中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第一支甲乙肝联合疫苗，唯一不含防腐剂的国产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全球第一支SARS灭活疫苗，第一支获准投入使用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第一个加入IFMPA（WHO下属的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的中国公司，北京科兴的创新之路喜讯不断。

　　北京科兴这台“创新机器”里安装的究竟是何种引擎？这家整日与病毒打交道的企业到底有着怎样的“独门武功”?

　　6月末的一个下午，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了北京科兴，对公司总经理尹卫东进行了专访。

一问创新动力

　　记　者：在中国现在只要提到疫苗，不少人首先就会想到北京科兴。从甲肝疫苗到SARS疫苗再到人用禽流感疫苗和甲流疫苗，北京科兴打了不少漂亮仗，得到了不少第一。您认为推动北京科兴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力是什么？

　　尹卫东：我觉得最大的动力，或者说是最大的凝聚力就是我们的企业使命和奋斗目标。北京科兴从2000年到2001年的初创时期其实就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最后经过层层讨论总结出“为人类消除疾病提供疫苗”这句话，然后又扩展出来这么两句话：让中国儿童使用国际水平的疫苗，让世界儿童使用中国生产的疫苗。它有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层次的意思是通过我们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形成产品，在中国这个市场区域里能够提供更高品质的疫苗，更新的疫苗，从而实现保证健康和消除疾病的目的；第二个层次的意思是在产业竞争格局中要有勇气参与到全球竞争环境当中，通过更好的技术、更好的质量、更低的成本优势来获得更大的市场，从而让中国之外的儿童接种中国生产的疫苗。

　　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变化很大；疫苗行业管理的标准也在不断地提升，很多国外的大公司都来到了中国，市场竞争也越发的激烈。在能维系公司，使公司更具凝聚力的所有要素中，我认为企业使命是第一重要的。因为这会使每一个加入科兴的人都会愿意为了自己的使命去努力，并召集到一批愿意为创新进行付出的人。

　　记　者：那么能不能说，科兴这么多年来获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人？

　　尹卫东：关键在于人，关键在于创新，或者更简单地说，关键在于研发。此外，这还与创新目的相关。我们认为创新目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市场需求的满足，这是创新在市场上最基本的需求；更高一层的需求是社会需求。当社会需求足够大、影响到国计民生的时候，这些需求又会上升为国家需求。满足国家需求是企业创新的最高层次的需求，也是我们进行科研的最高层次使命。当SARS、禽流感或甲型H1N1流感出现的时候，北京科兴的人会觉得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企业就想要去做，不管挣不挣钱，只要能满足国家需求，我们就会兴奋，这是北京科兴的一种文化，一种骨子里的东西。

二问创新风险

　　记　者：我注意到从甲肝疫苗、甲乙联疫苗之后，无论是SARS、禽流感还是甲型H1N1流感，科兴总是从疫情刚刚出现矛头的时候就开始了相关疫苗的研发。就像温总理说的那样，你们总是战斗在防疫的第一线。那么，我想知道的是北京科兴是如何看待风险问题的？又采取了怎样的方式来应对？

　　尹卫东：创新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为“闯新”，敢闯应该是从事研发和创新的人先天具备的一种素质。闯就必须不怕风险，如果万事都把风险放在前头，那干脆不用创新了，去仿制好了。风险最大的才叫原创，因为别人没有做到。

　　从科研角度看，对有些企业来说风险可能是一个需要规避的问题，但对我们而言却是个日常话题。当突然出现大的疫情的时候，疫苗将是人们的第一需求，但要在短时间内研制出疫苗却没有谁能够保证，对于不善于创新的人来说这绝对是百分之百的风险。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做科技型创新企业的人，身上既要有企业家的素质也要有科学家的素质。我自认为不是企业家也算不上科学家，但我能保证一点——我不是冒险家。在对待科学上的不确定性问题时，我会靠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单纯依靠勇气和不怕死的精神。因此，可以说我战胜风险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科学研究。例如对SARS疫苗的研究，虽然SARS病毒很凶险，但是我可以通过自己的P3实验室将其控制住，再通过灭活和验证使其转化为可以为人们带来健康的疫苗。北京科兴就是通过这种没有风险的科学方法将有风险的病毒转化为没有风险的疫苗的。

　　再从经营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在进行疫苗研发时北京科兴也有自己的风险控制体系。举个例子，虽然研究SARS疫苗是有风险的，进行这项研究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资源和机会成本，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半的资源和机会成本投在保证能够赚钱的甲肝疫苗的生产和销售上。这样即便后来SARS疫苗在商业上失败了，我们仍然能够保证整体上的继续盈利。

　　所以说敢于面对风险不是因为我们胆大、能冒险，而是因为科学的研究和完善的经营管理，这是驾驭风险的两个轮子，一个都不能少，这也是创新型科技企业在面对风险时基本的生存法则。

　　记　者：说到风险，我注意到现在不少企业在初创的时期都很敢于去试、敢于去闯，但当其壮大的一定规模、在市场上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之后就变的保守了很多，甚至只求安于现状。北京科兴会重蹈覆辙吗？

　　尹卫东：都说船小好掉头，大企业在创新要素、创新动力上必然是比不上小企业的。这种成长性的特征在很多企业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即便是在世界500强中也是如此。随着北京科兴的发展，当然也可能会面临这一问题。而这也正是我们对全社会、全行业的创新给予期望的原因所在。

　　再来看北京科兴，对具有千亿市值的国际大公司而言，几亿市值的北京科兴就是一个小舢板；但在国内来看，北京科兴相对来说又是一艘大船。所以，我们国家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要迅速形成集合，不但要有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还要有小企业和超小型企业，要让企业涵盖所有的创新要素。而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未来通过兼并和组合方式，把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大企业创新产品的生产能力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现阶段中国在创新上最需要呼吁的一个问题。

　　记　者：那具体就北京科兴而言呢？

　　尹卫东：我们已经是在美国纳斯达克全球市场上市的公司，有更强的融资渠道，一旦发现比北京科兴小或者与我们相当的企业在研发和创新上有优势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将其整合。这是最好的办法，这也是国际通行的规则。

三问创新模式

　　记　者：近几年来，北京科兴的成绩有目共睹，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科兴在创新动力以及应对风险上的“绝招”，那么科兴又是如何让创新在企业内、市场上形成良性循环的？

　　尹卫东：创新分多个层面，我们容易聚焦的是上游的技术创新，在其下游是市场创新，中游是管理创新，除此之外，还有体制创新作保障。体制创新的核心就是把价值和创新打通。两者沟通的程度越充分越迅速，就越有益。

　　当一个优秀的科研项目和资本市场对接时，资本市场就会迅速做出反应，具体表现就是你会获得更多的资源，项目的价值迅速放大，融资渠道不断开阔，新产品也会以更快的速度进入市场。北京科兴正是打通了这个环节的阻隔，因此一旦我们宣布某种疫苗一期临床试验成功，公司的股票就会快速上涨。

　　记　者：这样就解决了创新的资金问题？

　　尹卫东：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更主要是解决了为什么创新的问题和创新价值的问题。创新一定要有价值，不能只是科学家脑袋里的一个好主意、好想法、好公式，要有市场认定的价值，获得市场的认可。资本、管理、技术、市场四个环节必须保持畅通，这样才能促进创新的效率，加快创新的速度。

　　再从全球范围来看创新，以蒸汽机和股票市场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创新和资本市场创新至今已有约三百年的历史，以硅谷和微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创新至今也有近40年。40年来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把技术与资本，技术与市场紧密的联系起来。比尔·盖茨并不是通过卖软件来成为世界首富的，而是因为他实现了一个想法——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通过同一个界面连接到世界。实际上，微软的销售额远远小于其市值——每年销售额约600亿美元，市值2000多亿美元，这是因为市场认可比尔·盖茨和微软这个团队，认为他们还可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后微软再借助这些市值不断地创新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记　者：那能不能说创新的观念其实比创新的产品更重要？

　　尹卫东：当然可以，这是创新的理由。拿创新这件事情来说，你偶尔可能会做件正确的事，但不一定有正确的理由；当你找到了正确的理由后再去做正确事的时候，才能不断的重复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初的理由也才能得到强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创新与再创新的良性循环。

　　记　者：以上您所提到的这种创新模式，北京科兴已经做得很出色了，但国内还有不少企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不足。您认为目前在创新方面中国企业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尹卫东：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采用全价值链创新还是点状创新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有大量的技术人员被鼓励加入到创新行业当中来了，但对于创新所带来的价值以及价值最大化的过程还不是很熟悉。大多数人只热衷于技术创新，而忽略了资本和管理上的创新，这种情况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创新周期延长和创新效率下降。

四问创新体制

　　记　者：疫苗是一种十分特殊的产品，其公共性和良好的外部效应使疫苗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极为密切。从您的角度看，您认为目前的创新环境如何？在现阶段政府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尹卫东：几年来中央出台了很多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并且还在不断加大投入。无论是“863计划”、“973计划”还是自然基金，无论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拿出了大量的钱来支持创新；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把最好的资源用于支持高新技术产业，所有的城市几乎都成立了高新区，包括土地、税收、金融在内的各项政策都在向高新技术企业倾斜。特别是近年又出台了千人计划等海外人才引进计划。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为了激励创新，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来。我们占据了天时、地利。可以说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政府这样支持创新，再也没有哪个地方能像中国这样把大量的资源集中给从事创新的企业和人员。

　　记　者：但在实际效果上似乎并不是那么让人满意？

　　尹卫东：政府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在当前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一些需求还不能得到满足。例如高能耗、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安全等，如果不创新这些问题就无法解决，其核心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

　　中央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自主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的。这是因为技术只是创新的一个要素，上面还有体制和管理两个要素。技术本身是要求活跃的，体制越固定、管理越死就越不利于自主创新。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要素，那就是市场。中外无数成功案例都已经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而我们目前给钱给土地给政策的方法不能改变企业才是自主创新主体的这一事实，只能算是给这些企业充当了保姆。

　　但这不是我们最终的“理想王国”。真正的创新并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的，过多过于优惠的政策相反还有可能会削弱科技人员的创新激情。因此，我们必须激励我们的企业，激励我们的创新人员去瞄准市场，向市场要财富，通过企业的自主创新赢得市场的认同、资本的认同和创新人才的认同，把吸引到的资本、人才再投入下一轮的创新循环中，这才是正道。

　　我觉得如果站在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看，站在一个科技型创新企业负责人的角度看，对政府现在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真是由衷的拥护和感谢。但如果是站在一个纳税人，一个国家的角度看，这个创新真的不是靠保姆保出来的，而是靠市场带出来的，市场吸引出来的，市场培育出来的。我们真正的创新人才，创新企业，创新项目，应该是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来吸引和推动的。

　　在固定体制之内，为了防止偏差必然要进行严格的管理，加入大量的限制性因素。在大量的限制因素下，如何创新？因此，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而要真正体现在企业创新的价值上。

　　我们应该看到，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价值的体现也有其制约因素，那就是创新过程中的不平等竞争。而政府这个时候应极其重视将公平竞争机制引入到社会中来。也就是说，政府不但要当保姆还要当律师。对科技型创新企业政府不能只给钱，还要评估，要限制，要建制。

　　记　者：也就是说政府应该主要起搭台的作用？

　　尹卫东：不仅如此，还需要确定规则，维护秩序，确保公正、公平的规则下的自由竞争。并且当这一切都逐渐成形的时候，政府就该逐渐退出其中。到那个时候，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做。

记者手记

　　与尹卫东聊天是个酣畅淋漓的过程,他思维敏捷、语速极快，总有着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看法。关于创新，在他那里似乎早已经绘就了一幅完美的图画。

　　由于看到几年来北京科兴在疫苗研发上做的极为出色，在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上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问尹卫东会不会因此让北京科兴变得独特起来，甚至不可替代。尹卫东立即对此给予了反驳：“不是的，千万不要这样讲，我们要把这样的事情变为社会的普遍性。”尹卫东说，北京科兴至多只能算是我国在疫苗研发领域中的一家主力企业，我们希望并鼓励更多的企业加入进来。中国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格局尚待形成，现在在自主创新方面，不少企业并未起到主体的作用。我们必须树立起企业是自主创新主体的观念，甚至在投资上企业也应该作为主体。

　　在尹卫东看来，甲流疫苗的研发是一次绝佳的成功案例，从疫情出现到疫苗研制成功只用了3个月，而如果按正常的程序，此时该项目可能还处于申报和审核过程当中。但即便在没有前期项目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也还有十家企业同时参与研究。事实证明，这种具有竞争性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创新热情并加速了整个创新的过程。

　　尹卫东总结其中的原因时认为，产生这样的良性效果要归功于政府适时抛出的“胡萝卜”——政府对甲流疫苗的订购量从最初的1300万支提高到2600万支，再到5000万支、1.5亿支。当所有企业看到这个“胡萝卜”的时候，大家都会像兔子一样跑，竞争出活力——大家都为金牌而努力，形成自主创新的真正奥运会。

　　其实不仅仅是尹卫东，还有更多的人都在期待着这场以企业为主角的“自主创新奥运会”的开赛，因为只有在公平、公正的规则下比赛才能取得突破性的成绩；只有选手们以自己的意愿，自主参与的比赛才更为激烈，更加精彩。

　　（科技日报记者 王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