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以后中国的选择

    SARS以后中国的选择

    ■夏国美
    
    ●随着地球人口的快速膨胀，人类自身已经成为病毒和细菌增长、演变和蔓延的巨大培养钵。人类的许多活动，都在不断产生有利于病毒、细菌和害虫生存的环境。而社会交往的复杂化使流行病毒的入侵比军事入侵更难防范

    ●SARS的传播暴露出在公共健康系统上国家职能一定程度上的滞后和缺失；泛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妨碍了科学理性的决策并导致公共健康体系行动的迟缓；而“权大于法”的不良风气则掩盖了一些重大疫情流行的真相，增加了暗中传播的危险

    ●在中国，要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可以从容应对瘟疫爆发的公共健康防御体系，除了上述几点必须解决，还须跨越因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导致的城市流动人口公共健康的低水平状态而增加传染病爆发的危险这一障碍
    
    两百多年前，英国医生詹纳发现接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这一最早被人类文字记载的烈性传染病终于有了克星。从那以后，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人类已经研制成几十种人用疫苗，战胜传染病的速度越来越快，能力也越来越强。人们甚至开始淡忘瘟疫在生活中的存在。

    但是，1980年代以后，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军团菌、西尼罗病毒和疯牛病的出现，再一次拉响了人类同瘟疫斗争的警报；而SARS的肆虐，更使中国人民经受了巨大的冲击和考验。今天，人类与SARS的较量还在进行。虽然，科学家终会找到对付SARS的药方，并且我们也确信，只要依靠科学，有效预防，加强协调，中国将在最短的时间里赢得抗击SARS的胜利。但是，我们仍应保持清醒头脑。我们尤其需要确信的是，在SARS以后，中国的公共健康防御系统是否由此可以从容应对类似的新的危机。因为人类与瘟疫的斗争是无止境的，我们随时可能面临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

    在中国，要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可以从容应对瘟疫爆发的公共健康防御体系，我们要跨越的障碍是多重的。
    首先，科技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医学预防和治疗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但未知的灾难总是和人类的文明相伴。随着地球人口的快速膨胀，人类自身已经成为病毒和细菌增长、演变和蔓延的巨大培养钵。人类为生产食品而大量饲养动物、不断扩大活动范围甚至入侵原始丛林，一些未知的细菌和病毒由此出现。人类的许多活动，都在不断产生有利于病毒、细菌和害虫生存的环境。加上文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导致了人类加速度的流动。特别是大城市，更是世界交流的中心和枢纽。社会交往的复杂化使流行病毒的入侵比人类的军事入侵更难防范。如果城市管理在规范社会活动和公共卫生方面不能具备持续监察功能和应急防御功能，要应对疾病流行全球化的影响是相当困难的。

    其次，SARS的传播暴露出在公共健康系统上国家职能一定程度上的滞后和缺失。目前，许多地区公共健康专业力量薄弱，专业机构效率减低、人员流失；公共卫生法律法规的落实和监察功能不足；缺乏不断更新的、公开的、准确的基本统计数据；在各级机构之间，缺乏互联网监控系统；新闻透视渠道不通畅，民间组织作用不能凸现。在经费投入方面，整个系统一直是在以“最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情”，在经费奇缺的情况下，一些基层防疫站甚至需要依靠卫生监督罚款来支付工作人员工资。从今年4月起，SARS疫情的统计数据达到了更新、公开和准确的要求；在经费方面，国务院设立了专项基金后，地方性拨款也纷纷到位。健全公共健康系统的重要性，终于因一场疫情而被人们认识到。但是，如果这种表现仅仅是SARS时期的应急行动而缺乏长期的制度对策，那么，我们将仍然不足以应对新的灾难。

    第三，泛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妨碍了科学理性的决策并导致公共健康体系行动的迟缓。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防治艾滋病。当这一新出现的传染病刚开始在我国流行时，从一些政府官员到公众，都将它看作是资本主义腐朽糜烂的产物，是道德堕落者的性病，而没有意识到它会在普通人群中发生广泛的流行。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导致我们遏制艾滋病行动的迟缓，在17年的时间里使100万中国人感染了这一致命的病毒。这警示我们：站在科学的理性层面，人类面对任何传染病都必须坚持科学的防治方法。

    第四，“权大于法”的不良风气掩盖了一些重大疫情流行的真相，增加了暗中传播的危险。中国早在1989年就已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法。从文本上看，该法对疫情的通报规定是十分明确的。它规定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尽管该法已经实施了14年，但在虚报政绩、报喜不报忧的不良风气干扰下，一些地方政府和职能机构在有可能产生地区公共安全震荡的疫情面前，仍然习惯于采取“捂盖子”的行动。SARS的传播冲击了一些政府职能机构这种不良作风，一批责任领导的撤职就是一个极大的警告，即：政府职能机构必须鲜明地将“对人民负责，权力是人民给的”观念牢牢刻在头脑中；遇到任何问题，首先要从法治的角度行动，尊重公众的各项法律权利。

    第五，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导致了城市流动人口公共健康的低水平状态，增加了传染病爆发的危险。一直以来，尽管流动人口在城市发展中承担着最累、最脏、劳动保护最差的工作，这一群体所起到的劳动生力军的作用已得到各级政府和公众的承认，但这一群体在公共健康领域却始终无法享有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对该人群的健康教育、健康指导等预防性措施的落实，由于社区卫生服务的短缺而无法到位；在流动人口居住比较密集的城郊区域，卫生环境差和居住拥挤是普遍现象；加上该群体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个体防病知识缺乏，如果疫情在这些人群中出现，就难逃爆发性流行的厄运。而且，由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缺乏医疗保险，所以许多人一旦生病，通常会选择地下诊所、简陋诊所或回家乡就医，从而增加了将疾病迅速传播开来的危险性。

    因此，对于SARS以后，中国应该建构怎样的公共健康防御系统，我们理当要有一个慎重而又具有前瞻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