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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尹卫东挺剑战瘟疫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2年01月20日 第10版:名流剪影
1988年，23岁的尹卫东当选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是56位中最年轻的一位。他19岁发现“以人胚肺二倍体细胞分离一株甲型肝炎病毒”；22岁完成“甲型肝炎酶联免疫诊断试剂”的研制，与国际标准试剂的符合率达到95%以上，批量生产售价不到2元钱。
本来他会顺着明亮平坦的科研大路走下去，可1988年上海的甲肝大爆发，改变了尹卫东的想法。当时，31万人患上甲肝，死亡47人。上世纪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的甲型肝炎灭活疫苗进入中国，当时国内只能生产甲肝减毒活疫苗。可一剂进口的疫苗要四五百元钱，相当于一个家庭几个月的收入。
专注甲肝病毒研究的尹卫东被刺痛了。“仅仅有了荣誉，有了办公室里的论文和研究有什么用？甲肝发病还在继续！我一定要做一种便宜的、中国孩子用得起的高品质疫苗。”1999年，甲肝灭活疫苗获得新药证书。为了将疫苗产业化，尹卫东在国内外奔波了好几年。
2001年，尹卫东带着他的团队来到了北京，北京科兴由此诞生，而中国第一支甲型肝炎灭活疫苗也终于在2002年顺理成章地投放市场。
2003年非典袭来，百年未遇的疫情让大家害怕，听说老百姓们抢购中药，深谙疾病防控的尹卫东很担忧：首先，中药不会对预防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其次，如果十几亿人都抢购中药，没有任何一种药能足量供应，必将引起更大的恐慌。焦急的尹卫东立刻写信，通过中关村管委会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淇表示，“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疫情还得靠疫苗。”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戴卫拨给北京科兴100万元当做“路费”，使他得以找实验用的猴子、找实验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范伯元用一整天的时间，亲自陪尹卫东找合适的P3实验室。时任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的刘谦与尹卫东半小时便谈妥非典疫苗的研发部署，并同意由北京科兴牵头研发。
非典末期，尹卫东去一个理发店理发。一位理发员看到青年报上非典疫苗研制成功的新闻，高兴地对周围人说：“这下可好了，有疫苗了，不用再害怕了，咱们的生意也该好了。”那一刻，尹卫东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
2004年初，禽流感(H5N1)刚刚开始在全球传播，中国江西、安徽等地亦出现禽间的禽流感，但并未出现人感染禽流感的案例。一些科研实力、研发条件雄厚的机构认为，本国没有病例，不必研究人用禽流感疫苗。2004年3月初，北京科兴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始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发，获得科技部700万元的经费支持。2005年10月，疫苗进入临床实验。
2005年底，卫生部首次确认，中国出现两例人感染H5N1患者。
忧心忡忡的温家宝总理专程来到北京科兴，穿上工作服进入实验室和车间。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看到疫苗的进展后，心里踏实了许多。甲流疫苗的研发进行得顺畅。“如果你是北京人，那么你接种的免费甲流疫苗，一定是我们北京科兴的。”一位科兴员工兴奋地对记者说。
2009年4月13日，墨西哥发现首例人感染甲型H1N1病例。十多天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确认在美发现20起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例。疫情迅速在全球蔓延。H1N1引发的是流感大流行，病死率低，但传染性强，而且病毒存在很大的变异可能，乃至引发第二轮传染高潮。
从6月8日获得由世卫组织提供的疫苗生产用毒株，到9月2日甲型H1N1流感疫苗正式获得生产批准，北京科兴仅仅用了87天。作为世界第一支甲流疫苗的研发公司，北京科兴再次震惊了世界！
“争第一？不！那些都是虚的。我只是在想，美国只有3亿人口，而疫苗生产能力是6亿；我国有13亿人口，而我们的疫苗生产能力是1亿。所以我们比他们更加紧迫。”尹卫东对CNN记者说。
如今的尹卫东，已经在中关村找到了归属感。
（摘自《中华儿女》2011年第17期）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2-01/20/content_997044.htm